著名导演王坪我这样拍摄电影孔繁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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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坪

今年是电影《孔繁森》公映26周年,前段时间给研究生上创作课,讲了这部电影的创作经历,同学们建议我记录下来,能够给青年电影人提供些有益的帮助。

来之不易的立项

记得那是年春节刚过,我代表山东进京参加广电部的会议。会上传达了部里的一号文件,宣布省属电影制片厂自即日起获得故事影片独立出品权,瞬间会场一片沸腾,这一刻各厂足足等待了30多年。此前全国仅16个电影厂具有这个资质,省属厂想拍故事片只能买指标。当晚餐厅热闹成一片,有几个厂长高兴得喝断了片。在兴头上的我被叫去接了个电话,让我第二天上午到蓟门饭店,说有要事告知。

第二天,我如约来到蓟门饭店,山东省广电厅滕敬德副厅长已在房间里等候。他给我放了一段录像,是阿里电视台的新闻片,记录的是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的葬礼。滕副厅长给我讲了孔繁森的事迹,孔繁森是山东的援藏干部,为发展阿里的边贸和旅游产业带队去新疆考察,不幸车祸遇难。孔繁森先后两次援藏,是山东援藏干部的楷模,省广电厅决定拍摄有关孔繁森的电视专题报道、电视剧和电影。滕副厅长已经到广电部电影局给影片立了项,并且获得了支持。这天叫我来的主要原因,是把拍摄这部电影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。

艰难的行程

我接到任务,虽有要拍电影的兴奋,但更多的是感到压力。好电影必须要有个好编剧,这样才能确保影片的质量。我冥思苦想不得要领,在回济南的火车上,随着摇晃的列车忽然蹦出了一个人名:胡建新。他是写作新人,我因为看过他写的电视剧剧本《孙子》,对他印象深刻。我认为能写好电影《孔繁森》的编剧,一定要有大局观和思想高度,这些在胡建新之前的作品里都有体现。我深知这次创作是个艰苦的过程,胡建新当过兵,还是在空降部队,具有军人的坚强意志力,这也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之一。

我和胡建新先到了聊城,拜访了孔繁森的母亲和妻子。孔繁森的家是几间有些破旧的平房,屋内陈设简陋。他的母亲体弱多病,已经有些糊涂,尚不知道儿子已经离世。妻子王庆芝是个传统的贤妻良母,善良勤劳不善言辞。孔繁森在西藏的这些年是她撑着这个家,孔繁森离去,她仍然咬牙支撑着。采访的时间不算长,我们不忍心过多触碰她内心的痛苦。俗话说:“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”看到王庆芝的为人,就能知道孔繁森的人品。我们有个意外收获,聊城市委宣传部正准备将整理了的孔繁森日记送交上级部门,我们就乘机看了两本。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,真实记录着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波动,甚至是隐私。我们有了了解他真实内心的机会,更对他肃然起敬。

经过简单准备,我们踏上了去西藏的路程。到了拉萨,与有关部门接洽后就开始了采访。在拉萨的八九天里,我们陆续采访了二三十人。他们来自各行各业,但都与孔繁森关系比较密切,有些还是好友。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讲述了心目中的孔繁森,孔繁森的人物形象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,也让我猛然想起当年还曾与他擦肩而过。

那是拍电影《世界屋脊的太阳》时,山东台援藏记者黄宝福约了孔繁森一起吃饭,没料到他临时有任务出差,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在被采访人眼里,孔繁森是个靠谱的老大哥,大家遇到难事都会去找他。孔繁森是典型的山东大汉,敦厚善良,心胸宽广,乐于助人。有的山东老乡来拉萨做生意赔了本找到他借路费,他一般都不会拒绝,就是有人借钱不还他也从不后悔,朋友劝他长点记性,他却自我辩解:“这些人应该活得比我更艰难。”

孔繁森是个热爱生活的人,多才多艺,歌唱得很好,舞也跳得好,最拿手的是国标。摄影是他的最爱,走南闯北相机不离手,后来家乡还举办了他个人的摄影展,那一幅幅美丽的西藏风光令人心醉。他懂得尊重人,如果外人要与他合影,他从不推诿,但会要点时间穿戴整齐,他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。

他有个洁癖的小毛病,见不得桌面有丁点灰尘,一天总要擦个十来遍,可是在阿里救灾,他却能睡在牧民堆满羊粪的羊圈里。

他长期援藏不能照顾母亲和妻子儿女,却收养了两个藏族孤儿。孔繁森常说:“我算不上一个好父亲,也算不上好儿子”,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

我们在西藏报纸上看到几篇关于孔繁森的报道,找到那些记者后才知道,因冬季气候恶劣,路途险阻,他们的采访都是在拉萨完成的。这更坚定了我们深入到阿里的决心。

我带着仅有的一万多元现金找到自治区车队,当年就与他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。队长也很给面子,车费打了八折,还安排了常跑阿里的司机孟师傅开车。

孟师傅和我在上部电影合作过,甘肃人,技术特好。阿里平均海拔米,极度缺氧,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。我们走的是阿里中线,过了日喀则全是沙土路,车过之处尘土飞扬。

最困难的一段是多公里的荒滩戈壁,就是常说的无人区。在阿里这条路上跑车,司机有个不成文的约定:看见有车抛锚都要停车相助。

我们在路上还真碰到了抛锚的汽车,陷入困境的藏族司机像遇见救星直呼:扎西德勒(藏语吉祥如意的意思)。我们留给他足够的水和食物,孟师傅贡献出仅有的半包烟并答应帮他求援,司机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夕阳渐渐西沉,我们的车慢慢驶离,司机向我们挥动双臂拼命高喊:扎西德勒。他的身影逐渐变小,最后消失于茫茫戈壁的暮色之中。

阿里的收获

到了狮泉河,我们“马不停蹄”地开展了工作。拉萨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山东小老乡侯学海,他在建设银行工作,建行就在招待所对面,很容易找到。小侯先带我们来到陵园,我们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拜谒了孔繁森的陵墓,敬献上鲜花。

回到建行拜会了行长王德火,他是孔繁森的好友,是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干部,他顺便帮我们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吃饭问题。王行长慷慨地表示:“建行的食堂随时欢迎你们。”自此这里真的成了我们一日三餐的饭堂。

王行长说孔繁森不愧来自礼仪之邦,事事替别人着想。孔繁森为了不驳下属同志的面子,有时会收下一些小礼物,说这些同志一定是遇到了无解的难事,送礼也是鼓足了勇气。如果确定不违反原则,能帮就帮一把。为给他们留面子,礼物也会暂时收下,事后再找机会返还。这体现了孔繁森的人格魅力,令人佩服。

在小侯的协助下,采访工作比较顺利,短短几天就与三十多人交流,大家从各自角度讲述着孔繁森来阿里前后的变化。孔繁森为了改变阿里面貌操碎了心,拼尽了全力。两年不到,他驱车跑了8万多公里,全区个乡他走了96个,深入调研制定规划,马不停蹄跑拉萨飞北京,要政策找资金,寻求有关部门的支持。他以身作则增强班子的凝聚力,身先士卒真干实干。短时间内,阿里经济总产值就增长了37.5%,老百姓收入增长了6.7%。作为领路人的孔繁森,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拥戴。

为把经济发展带上一个新台阶,他从阿里具有潜质的边贸和旅游产业寻找突破口,带队到新疆考察取经,却意外遭遇车祸。噩耗传来,悲痛的情绪弥漫了整个阿里,葬礼那天,狮泉河的干部群众都来参加,许多藏族农牧民纷纷从远道赶来,于是就有了电视新闻片里感人的场面。

狮泉河每晚9点准时停电,那晚刚熄灯我们正要休息,忽然有人敲门。我打开门,进来的是阿里行署王副专员,一位山东援藏干部。他解释这段时间太忙没能早点来看我们,我们当然理解。那晚我们交谈到了深夜,他提供了很多好的素材。夜深了,他仍意犹未尽,招待所走廊大门已锁,他只好翻窗离开,消失在了夜色中。

我们沿着孔繁森的足迹一路南行,路途更加崎岖,人烟愈加稀少。我们来到驻守日土县的边防部队,走进营房就听到食堂传出的阵阵歌声。班公湖的边防线是他们的防区,气候恶劣生活艰苦,战士们是用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精神捍卫着祖国的安全。

驻地交通不便,无法正常通邮,报纸信件只能跟着每月的后勤补给送到部队。大家戏称“日报”成了“月报”,新闻变成了旧闻。孔繁森知道后很是痛心,当场拿起电话要求邮电局每周必须派送专邮。这次的采访演绎出影片里那段孔繁森和边防战士的佳话。

令人满意的答卷

回到山东后我得到一个消息,当时全国有7家电影厂争抢孔繁森影片的立项,在电影局的协调下几家退出,仅留北京电影制片厂尚在考虑。我并不是很担心,因为知道我们早已立项。

随后我被叫到北京,电影局艺术处处长史东明传达了领导指示:这部影片题材重大,经研究决定,北影和山东共同竞争,以剧本质量为评判标准。我得知对方的编剧是大牌,我们胜算不大。

回到山东,滕副厅长劝解我说,北影是电影界的主力,我们只能凭实力说话了。我和胡建新决定“背水一战”,根据大量详实的采访素材重新梳理了创作思路,夜以继日地投入创作,基本上算是一稿定乾坤。

电影局给出最终意见:虽经专家评议山东剧本占优,但为确保影片质量,决定由山东和北影联合拍摄。电影局牵头,两个厂的合作过程比较顺利,可以算是范例。

这期间我还请出好友、青年作家张宏森帮助润色剧本(影片中署名:文学策划),给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艺术质感。没想到,若干年后他竟成了我们的领导——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,主管着全国的电影工作。

经过全体摄制组的艰苦努力,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,电影《孔繁森》最终获得了成功,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这次难忘的创作经历我会永远铭记,我们用自己的作品告慰孔繁森的在天之灵,告慰山东的家乡父老,告慰千千万万的援藏干部,告慰千百万爱戴着孔繁森的藏汉干部群众。

王坪,著名导演,山东电影制片厂原厂长,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原院长,电影《孔繁森》导演

(本文图片均为电影《孔繁森》剧照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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